人保部研究制定勞務派遣法規(guī) 防止濫用派遣制度

一名外來務工者準備在上海浦東新區(qū)的一幢高層建筑上進行外立面清潔作業(yè) 勞務派遣濫用，侵犯勞動者權益，成因比較復雜，有企業(yè)逃避責任的問題，有法規(guī)不配套的問題，有監(jiān)管不到位的問題，也有勞動保障不完善的因素。怎樣遏制勞務派遣糾紛，參與立法人員、律師、勞務派遣公司多方建言。完善法規(guī)，防止濫用派遣明確界定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規(guī)范派遣適用范圍《勞動合同法》中有12個條文、《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中有6個條文專門對勞務派遣制度進行規(guī)范，但是，勞務派遣濫用并沒有得到遏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祖沛認為，要抓緊完善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明確界定勞務派遣的就業(yè)崗位范圍，以規(guī)范勞務派遣的適用領域。 “首先應對勞務派遣的‘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作更加明確的界定。”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師時福茂認為，雖然《勞動合同法》第66條規(guī)定“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這“三性”如何落實，是《勞動合同法》生效后就一直存在的爭議。實際上，規(guī)定這“三性”，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用工單位以被派遣勞動者來代替正式職工，危害到職業(yè)的穩(wěn)定性。但目前來看，執(zhí)行效果并不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副主任陳斯喜參與勞動合同法執(zhí)法檢查后發(fā)現，從執(zhí)法檢查的情況看，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勞務派遣工的使用存在著過濫現象。他建議盡快修改完善相關法律，對“三性”作出更加明確的界定，使勞務派遣真正回歸到《勞動合同法》原來的定位上來。規(guī)范參保，防止工傷糾紛用工單位實際使用派遣工，應作為工傷保險的首要責任人據了解，很多勞務派遣糾紛背后都存在異地派遣的問題。異地派遣帶來的異地參保，不僅存在同工不同待遇的問題，還會面臨工傷救治、工傷認定、工傷待遇索賠等程序方面的問題。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guī)定，職工發(fā)生工傷后，建立勞動關系的單位有義務及時救治。但是在勞務派遣關系中，職工發(fā)生工傷后能夠最先控制險情、將職工送往醫(yī)院救治的只有用工單位，不可能等到派遣單位來處理。時福茂說，發(fā)生工傷事故后，如果派遣單位不為工傷職工申請工傷認定，派遣工必須到派遣單位所在地申請認定工傷，這對于已經受到事故傷害的派遣工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對此，時福茂建議，勞務派遣職工的工傷保險應當由用工單位承擔。用工單位實際使用派遣勞動者，應當作為工傷保險的首要責任人。如果用工單位沒有給派遣勞動者交納工傷保險費，發(fā)生工傷事故的，應當按照用工單位所在地的標準對派遣職工進行賠償，用工單位與派遣單位承擔連帶責任。加強甄別，防止虛假派遣在固定崗位長時間使用派遣工，應認定為“事實勞動關系” “勞動派遣被濫用，無一例外都是用工單位為了規(guī)避責任而損害員工切身利益的做法，這也直接反映了用工單位對待新的《勞動合同法》的心態(tài)：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廣東省易春秋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旭陽近年來經手了大量因用工單位濫用“勞務派遣”引起的糾紛，一個系列案動輒幾十上百人，上至電視臺采編人員、金融電信企業(yè)員工，下至普通工廠員工，這些案件的一個共同點是，用工單位均想通過“勞務派遣”這一名詞割斷與員工的事實勞動關系。王旭陽表示，從當前條件出發(fā)，要改變勞務派遣被濫用、發(fā)生糾紛互相“扯皮”的局面，勞動部門應該加強監(jiān)察，依據《勞動合同法》及立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對勞動者的勞動關系進行甄別。王旭陽建議，如果用工單位在固定崗位長時間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就應當據此認定用工單位與勞務派遣工為“事實勞動關系”，而否定其虛假的勞務派遣關系，避免勞務派遣工在用工單位與派遣公司之間來回奔波。同時對有意濫用勞務派遣以規(guī)避責任的企業(yè)予以處罰，這樣才可剎住此歪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哈斯巴根還提到，應加強對企業(yè)勞動監(jiān)察隊伍建設。據介紹，當前每名勞動執(zhí)法監(jiān)察員面對1700多個用人單位，“這個力量太薄弱了，與勞動監(jiān)察的任務很不適應。” 嚴格準入，防止公司泛濫對其資質進行審核備案，杜絕在這一行業(yè)出現“皮包公司” 據介紹，勞務派遣糾紛增多，與勞務派遣公司良莠不齊也有莫大關系。勞務派遣單位的設立條件簡單，目前除了在工商部門注冊外，并沒有相關部門對其資質進行審核備案，導致勞務派遣公司大量出現，質量難以保證。時福茂說，由于設立勞務派遣公司不需要一定規(guī)模的場地、設備、人員，如果沒有監(jiān)管，很可能在這一行業(yè)出現“皮包公司”，這些公司只是臨時租借了辦公室、三五個工作人員，不具備人力資源培訓、管理的能力，而只想通過勞動力的轉手賺錢。一旦將來有糾紛發(fā)生，勞動者的權利難以得到保證。事實上，正規(guī)的勞務派遣公司也期待著完善法規(guī)、加強監(jiān)管。北京一位勞務派遣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通過監(jiān)管，只有外部環(huán)境變得更加健康，我們才能更有發(fā)展的動力，也才能實現多贏局面。” 部委連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盡快研究制定勞務派遣法規(guī) 在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下一步將加強規(guī)范勞務派遣。一是會同有關部門盡快研究制定勞務派遣管理規(guī)定或專門法規(guī)；進一步對派遣公司進行規(guī)范管理，從辦公場所、注冊資金、經營人員、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等方面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對不具備法定資質、不具備相關經營條件、違法派遣、損害勞務派遣人員權益的勞務派遣單位，要依法清理和取締。二是開展勞務派遣用工的執(zhí)法檢查專項行動，加大勞動監(jiān)察力度，加強對勞務派遣用工的監(jiān)管，嚴格依法規(guī)范勞務派遣用工。對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建立用工崗位和用工情況備案制度，切實保障勞務派遣人員派遣有合同、上崗有培訓、報酬有保障、參保有辦法、崗位有安全、維權有渠道。三是對用工單位、勞務派遣企業(yè)及勞務派遣人員開展勞務派遣法律法規(guī)知識的教育培訓，要求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建立勞務用工情況定期報告制度，加大對勞務派遣企業(yè)和用工企業(yè)履行責任的宣傳教育力度，增強經營者守法和履約的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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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5 10:21:00

新生代農民工已成農民工主體身份尷尬缺乏幸福感

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已成主體 59.4%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為了全面和準確地掌握新生代農民工的狀況，國家統(tǒng)計局在常規(guī)的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的基礎上，2010年在10個省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采用電話訪問的方式了解新生代農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狀況、主觀滿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調查結果表明：(1)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為8487萬，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已經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2)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多數人不再“亦工亦農”，而是純粹從事二三產業(yè)；就業(yè)主要集中在制造業(yè)，工作勤奮，仍是吃苦耐勞的一代。(3)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有較大的工作壓力，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在“市民”和“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處于尷尬境地。(4)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　　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 　　根據2009年對全國31個省的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在所有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的比例超過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從業(yè)6個月及以上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533萬人來推算，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已經達到8487萬人。　　也就是說，1980年之后出生的農村從業(yè)勞動力占全部農村從業(yè)勞動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已經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部分。　　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這主要是由于在進行就業(yè)選擇時，較為年輕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從業(yè)的傾向明顯更高。不同年齡段的農村勞動力的主要就業(yè)選擇，以20-29歲和40-49歲這兩個年齡組的農村勞動力為例進行對比，20-29歲年齡組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從事本地務農、本地非農活動和外出從業(yè)的比例分別為37.6%、13.2%和49.3%，而40-49歲年齡組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從事本地務農、本地非農活動和外出從業(yè)的比例分別為67.2%、21.1%和11.7%。　　68.6%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東部地區(qū)務工　　從輸出地看，東部地區(qū)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為57.5%，中部和西部地區(qū)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為61.2%和56.3%。可以看到，中部地區(qū)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最高，超過了60%。這主要是由于在中部地區(qū)1980年之后出生的農村勞動力更愿意選擇外出從業(yè)所導致的。就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本身而言，來自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西部地區(qū)的比例分別為31.4%、38.2%和30.4%。　　從輸入地看，分別在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務工的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占到61.4%、54.7%和49.8%。就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本身而言，在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西部地區(qū)務工的比例分別為72.3%、12.9%和14.4%。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在東部地區(qū)務工。已成家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將子女留在老家　　主要由于年齡的關系，約70%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結婚。在新生代農民工中，1980年之后且19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為33.8%，19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僅為1.6%。這意味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重大問題，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關注。調查結果顯示，在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59.4%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在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62.9%的新生代農民工將子女留在老家。對于夫妻一起外出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一地務工，但是由于租不起房子，很多夫婦仍然是各自住在集體宿舍和工作地。夫妻一起外出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獨立租賃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過40%的比例是居住在單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產經營場所，嚴重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質量和家庭幸福。　　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有子女的雖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學齡前兒童，但是從現實和前瞻性的角度看，由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所帶來的留守兒童問題需要引起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要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流入地政府不僅需要考慮農民工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問題，還需要考慮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學齡前教育即幼兒園入園的問題。　　在身份認同上處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尷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導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在身份認同上，新生代農民工處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尷尬境地。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是老家的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46.3%和41.6%；對于“自己是農民“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23%和45.5%；對于“自己是城里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4.3%和18.5%。從城市融入的角度看，這顯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并不認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認同上更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農民”。　　但是，在選擇“如果要比較生活狀況，您會和什么人比”時，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城市居民、城里的農民工、農村的親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鄉(xiāng)里的人、老家縣里的人和說不清的比例分別為23.4%、23.6%、6.8%、19.3%、6.7%、3.6%和16.7%?？梢钥吹剑谶x擇生活的參照系時，新生代農民工明顯地更傾向于與城里人相比較。這意味著，當新生代農民工感受到與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時，逆反心理和苦悶情緒會更加強烈。　　總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幸福感。感到“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達到3.2%和7.7%。也就是說，存在11%的新生代農民工感覺很不幸?；虿惶腋＃麄兊男睦硎鑼Ш途窠】祮栴}需要引起企業(yè)和相關政府部門足夠的重視。　　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　　在未來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堅決不回農村”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8.1%，“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占到37%。從婚姻狀況看，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將來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從性別看，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為強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農民工中，“堅決不回農村”和 “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認為，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依次是“收入太低”、“住房問題”、“社會保障不完善”、“老人無法照料”、“子女教育問題”等。　　67.2%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收入太低”是制約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難和障礙，63.2%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住房問題”是制約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難和障礙。可見，收入問題和住房問題是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和障礙。同時，認為“子女教育問題”、“老人無法照料”、“社會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沒有歸宿感，難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約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難和障礙的比例分別為16%、20.1%、24%、7.8%和13.5%。　　摘自：人民論壇《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情況研究》課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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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1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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